雖然隔離檢疫在後勤執行上可能很困難,但它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:你的體內可能有某種危險的東西—某種具有傳染性的東西—它正處於掙脫束縛的邊緣。你想看看它是否會出現,而你需要的空間與時間就是隔離。隔離是一種有效的醫療工具,但在道德、倫理、宗教問題上,它也是一種異常詩意的比喻:它是一段等待期,讓你看看潛藏在你體內的東西是否會顯露出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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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以來,隔離檢疫一直是用來在「已知」與「未知」之間建立緩衝。它延遲了我們與某種我們不理解、且缺乏天然免疫力的東西接觸。它從本質上就是一種空間性的解決方法,其核心是監測。建築師與工程師設計的隔離空間,無論是專門的醫院病房、改裝的Airstream 露營拖車、改造的汽車旅館或氣密的溫室,都是試圖消除我們與他人互動的風險。正因如此,隔離在歷史上最常發生在交流場所、入境關口、不同文化、甚至不同物種交會的地點。事實上,某些現有的地緣政治邊界,就是因為隔離才存在的。民族國家與帝國曾經如臨大敵地想保護自己躲過即將到來的威脅,這些分界線一直留存到今日。面對恐怖的、致命的事物,我們當然會想方設法延遲它的到來,而這種延遲就是隔離。

在今日,隔離檢疫的重要性史無前例,因為我們以有利於新型病原的方式改變環境,動搖平衡。細菌與病毒光靠數量就能在與人類的關係中佔據上風,更別提它們還有更快的世代循環這項演化優勢。它們現在能在數小時內在各大洲之間跳房子、乘坐噴射飛機環遊世界,並沿著貿易與旅行網路傳播。當我們改變氣候、深入世界各地未開發的地方、砍伐雨林、干擾偏遠洞穴來破壞生態系時,我們也開始接觸野生動物,而在某些情況下,我們甚至會食用、養殖、把牠們—以及牠們的疾病—帶進我們的日常生活。在這個過程中,我們為數以千計的病毒和細菌提供了溢出(spill over)或跳躍傳染宿主的機會,進而釋放新的瘟疫。隔離是我們手上最好的、有時也是唯一的武器,幫助我們保護自己、對抗真正的新型病原。隔離為我們爭取了應變所需的時間與空間。

正式來說,人類至少從十四世紀開始,就一直在對自己與彼此進行隔離檢疫,以應對黑死病。一三七七年七月,亞得里亞海沿岸的濱海城市杜布羅夫尼克(Dubrovnik)制定了公認是世界上第一套具體規定隔離的強制公衛措施。當地的大議會批准了一條規定:「來自疫區者不得進入杜布羅夫尼克或其地區,除非先在姆爾坎聖馬可(St.Mark, Mrkan)小島或察夫塔特(Cavtat)鎮度過一個月,這是出於消毒目的之考量。」杜布羅夫尼克的長老並沒有在疾病來襲時關閉城門,犧牲交易帶來的經濟利益,而是建立了一道緩衝,延遲潛在感染人員與貨物進入城市的時間,直到證實安全才放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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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隔離檢疫是一種古老的工具,卻在我們的現代世界重新佔據中央舞台,它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宗教起源:隔離最初只限三十天,而四十天的隔離卻為這種經驗賦予了神學上的重要性。藉由採用四十這個數字,隔離在概念上就能追溯到聖經時代。自那時起,隔離就是一段淨化的時期,明確援引了基督在沙漠中的四十天、基督教大齋節(Christian Lent)的四十天、迫使諾亞建造方舟的四十天降雨,甚至是摩西在西奈山(Mount Sinai)山頂等待十誡所花的四十天。

 

本文節錄自:《隔離:封城防疫的歷史、當下與未來》

作者:Geoff ManaughNicola Twilley

譯者:涂瑋瑛蕭永群

出版社:商周出版

出版日期:2022/1/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