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然，這類感染可以多邊進行。譬如，人類有時也會把疾病傳給家禽、家畜。同樣的，在家畜、家禽和野生動物之間，不論是同種或跨物種，都有可能互換傳染病，這是由接觸機會以及潛在宿主的易感程度來決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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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句話說，當人類行為扭曲了大自然的動植物分布模式後，致病寄生物和人類一樣，都能成功抓住大好時機，占據連帶產生的新生態區位。人類的成功意味著，動植物的多樣性變低但數量卻增多了，對寄生物來說這算得上是改良的飼育所，因為只需要侵入一種物種，就能大肆繁殖；雖說幾乎所有病毒以及大多數病菌，在侵入宿主後，都只能活躍數天或數週，然後宿主體內的抗體，就會出面干預它們在個別宿主體內的發展。

 

微寄生與巨寄生異曲同工

在繼續討論疾病史之前，有一點很值得注意：在傳染病的微寄生，與人類政治、軍事行動的巨寄生之間，頗有類似之處。只有在文明社群已建立起相當程度的財富及技術之後，戰爭與掠奪才有可能成為符合經濟效益的事業。但是，在以武力奪取農糧時，如果餓死了太多農事勞動者，將會是一種很不穩定的巨寄生形式。然而，這類事件的發生率，頻繁到足以拿來和1891年非洲牛瘟的侵襲做比較，那次大流行摧毀的宿主數量之多，使得任何穩定、持續的傳染病模式，都無法建立。

在文明史早期，成功的掠奪者漸漸變成征服者，也就是說，他們學會了如何打劫農民：搶走部分農穫，但不能全部拿走。在嘗試過幾次錯誤之後，自會出現平衡之道。因此，農人學會生產超過他們維生所需的糧食作物，以便在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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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的掠奪下，求取生存。

這種生產過剩，也許可以視為對抗人類巨寄生的「抗體」。成功的政府能令繳交租稅的人民，具有對抗重大掠奪以及外來入侵的「免疫力」，方式就好比輕微感染能夠使宿主擁有對抗致命疾病的免疫力一樣。疾病免疫力的形成，是藉由刺激抗體的產生，並將其他生理防禦能力提升起來；而政府在提升「免疫力」以對抗外來巨寄生時，採用的方法是刺激食物及原物料的產量，以便供養大量武裝精良的軍人。

上述兩種防禦反應都會造成宿主的負擔，但是比起反覆遭受突如其來的致命災難，這份負擔可以說是輕多了。

建立成功政府的結果是：創造出一個相對於其他人類社群來說，更為強大可怕的社會。訓練精良的軍人，幾乎輕而易舉就能擊敗那些整天忙著生產或尋找食物的人。此外，我們很快將討論到，從流行病學的觀點來看，一個病得恰到好處的社會，讓已成為地方病的病毒及細菌感染，能藉由不斷侵入易感染的個體，持續激發抗體形成，這樣的社會比單純、健康的人類社會更為強大可怕。因此，導致強大軍隊和政治組織形成的巨寄生，可以對應到導致人體產生免疫反應的微寄生。換句話說，把戰爭和疾病連在一起，不只是巧妙的比喻，因為傳染病是如此接近並尾隨在軍隊身後。

 

節錄自《瘟疫與人－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》